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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强省 作者: 日期:2017-06-27
传扬濂溪理学精华 坚定湖湘文化自信

——纪念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撷萃

编者按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世称“濂溪先生”的北宋思想家、哲学家周敦颐(10171073年)是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湖湘学人,他开创的儒家理学思想给现代社会留下了大量优秀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列举了六位湘籍思想家,周敦颐排在首位。

623日,纪念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周敦颐故里永州道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以及韩国的100余位学者参加研讨会,就周敦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伦理美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理学人物与流派、周敦颐行迹与交游、周敦颐文献研究、周敦颐的海外影响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湖南日报特编发研讨会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理学开宗是濂溪

人民出版社编审金春峰

儒学自孔子创立,为中华文化树立主干与方向后,在唐代受到佛禅的严重挑战,到宋代儒学复兴,融合佛道而成为新儒学。现代称此新儒学为“道学”或“理学”。周敦颐当之无愧是理学的首创者、奠基者。

周敦颐的著作与思想具有两大特点与优势:《太极图》《太极图说》为儒学的天道、宇宙观建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通书》以“诚”为中心,赋予道家“无为”以道德价值的含义——既有真实无妄、自然实在、自然如此之义,又具有真诚、诚心诚意、诚实、永恒专一之义,成为“实然”与“应然”的合一。儒学的发展是一部不断返本开新的历史,返本之“本”,是孔子思想之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周敦颐为孔子的人本与人文主义建立起新的理论形式、树立了新的理论根据。

经南宋朱熹大力弘扬,周敦颐及其思想在理学中被确立起神圣而不可动摇的地位。朱熹以后,经元明直贯至王阳明与东林党人的传扬,理学逐渐成为一完整的哲学史。

周敦颐是智者,更是仁者。不仅清逸超群、不苟流俗,而且律己严、爱人厚,“得其位,施其道,泽及生民”,乃“诚”与“人极”之卓越体现。宋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有高度政治担当之自觉,范仲淹和周敦颐是其中的佼佼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顾宪成的赞誉,亦是对周敦颐高风亮节、崇高人格的肺腑感言。

周敦颐主张“文以载道”、文从“道”出。所谓“道”,就是对人与天地万物的挚爱与尊重。他的诗文类如陶渊明,充溢田园牧歌情趣,但以《拙赋》明志。“拙”者,质朴、刚直、古拙也。《老子》谓“道常无名,,虽小,天下莫能臣”,孔子谓“宁武子,其勇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老子之“朴”、孔子之“愚”,即周子所志之“拙”。周敦颐所作千古名篇《爱莲说》集清逸刚直于一身,是这一高尚情操的凝聚,是其光风霁月人格的诗化。

 

周敦颐:湖湘学术与文化的奠基者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朱汉民

湘学的建构过程,与湖南的士大夫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是密切关联的。宋元明清以来湖湘学人在追述湖湘文化的历史与传统时,均认同周敦颐作为湖湘学术与文化的奠基者地位。

周敦颐曾担任过县令、通判、知州、提点刑狱等职,著有《通书》《太极图说》,在世时学术思想影响并不大。但从中国学术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他作出了两个重要贡献:其一,他的学术思想涉及到宋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意识:即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他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极有开拓意义的回答;其二,周敦颐传学于“慨然有求道之志”的程颢、程颐两兄弟,而二程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成为理学的开山鼻祖,与这两个重大贡献有关。

对这两个贡献的理解和认识,则是后来的事情,与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推崇有密切关联。南宋初年,在湖湘学人胡安国、胡宏、胡铨、向子忞、张栻等人的积极倡导下,周敦颐的学术声望、道学地位发生急剧变化,不仅其著作得到广泛刊行,而且纪念他的祠堂也纷纷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建立。一个可能被遗忘的学者,在湖湘学者的倡导下成为学术文化界瞩目的“道学宗主”,成为“续孟氏千载不传之道”的道统传人。湖湘学者对周敦颐历史记忆的唤醒,于湖湘地域文化建构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元明清以来,湖湘地区的士大夫进一步强化了对濂溪之学的地域性诠释:强调周敦颐的学说源于或产生于湖湘之地;从湖湘学术的源流脉络上理解周敦颐,强调濂溪之学与湖湘之学的学脉关系;从湖南人的精神特质、湖湘文化的深层内涵去解读周敦颐。

湖湘士大夫对周敦颐的文化诠释,是从儒家学说的普遍性与湖湘文化的地域性两个方面阐发的,而湖湘文化建构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一种既有天下普遍性又有鲜明地域性的区域学术文化。周敦颐是第一位在湖湘地区土生土长的儒学大师,其思想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统合发展的要求,又具有深刻的普遍性。正是这种地域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令周敦颐得以成为湖湘学术与文化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

 

周敦颐的思想光芒如一盏明灯

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院长、湖南省濓溪学硏究会会长、二级教授张京华

20165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治理国家、振兴民族的过程中,思想家、哲学家所起的作用是超越时空的。

圣者创物,贤者述之。圣人是文明的开创者,贤人是文明的继承者。圣贤是中国古代维系社会秩序、维系社会信仰的中坚和基石。因应时代的困境和变化而重新提出命题,是真正的创兴;能够真正创兴,从而给一个时代带来思想光明的人,称作圣人。

从孔孟到周敦颐,他们各自顺应当时的时代变化,开创出那一时代儒家文化的新形态,相传相沿,相嬗相替:孔子的儒家思想,学者公认其核心概念是“仁”,又称为“仁道”,也就是“人道”;周敦颐上承孔孟学统,开创了宋明理学。

两宋理学兴起的思想背景,是五代的人文沦替、廉耻丧尽。社会动荡导致人们只剩下本能欲望,而丧失了作为人的创兴精神,所以宋儒振起,提出要遵循天道、节制人欲。

宋代新儒学认为社会的有序、万物的平衡是天理,人类生存当然需要物质基础,但物质需求一定要有限度,不能过度奢糜,“人欲横流”是社会文明的大敌。长期以来,“存天理、灭人欲”一直被当作朱熹的发明而流传。事实上,“灭天理而穷人欲”原本是《礼记·乐记》里的一句警告。《礼记》指出,人类身上有纯净的天性,也有物质的欲望。如果好恶没有节制,无所不为,就是人化于物,天理灭矣;“灭天理而穷人欲”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的物质欲望无限膨胀,“强者胁弱,众者暴寡,智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于是导致天下大乱。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周敦颐的学说是古代儒家思想在三千年历史中的中兴节点,是中古时期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样式和成功典范,时至当代仍有重大借鉴意义。

周敦颐的思想光芒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一千年的历程,照亮了东亚世界,此其所以为一代圣人。

 

周敦颐思想中隐涵“天人合一”义理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张新民

作为宋代理学的早期创辟人物,周敦颐不仅独辟蹊径,历史性地开辟了一条援道入儒,重建儒家宇宙论思想体系的道路,打通了“人道”与“天道”的固有内在联系,而且也力图解决价值与存在的统一问题,希望引导现实社会朝着更加秩序化的合理方向发展,突出反映了儒家学者要将“天理”“天道”落实于人间社会的价值维度和实践路径。

周敦颐的思想中已内涵着极为深刻的“天人合一”意蕴。其目的是一方面要通过天道宇宙观来肯定自然世界的存在,一方面又要凭借道德形上学来肯定政治文化世界的存在,希望能够以尽“人”合“天”的方式来重建儒家久晦未彰的道统。这就决定了他无疑是上承孔孟、下启程朱的重要历史性人物,诚如清人黄百家所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南宋嘉定十三年,朝廷赐周敦颐谥号‘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周敦颐曾“作《太极图》,究万物之终始,作《通书》,明孔孟之本源,有功于学者甚大,而其他诗文亦多精粹深密,有光风霁月之概”。可见他既怀抱强烈的哲学形上学探求兴趣,又自觉地以发扬孔孟道统为己任,贡献发明甚多,代表了宋明理学发展的早期方向。他曾说:“道德髙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可见他已自觉到隐涵在孔子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基本精神诉求,并力图透过形上学及宇宙生成论等诸多理论问题的阐发,将儒家的理想人格提升至与“天道”相配的至高境界,高扬了“人道”应与“天道”统一的儒家人文精神,明显具有“天人合一”的宇宙本体论言说取向。

自宋儒揭出“天人合一”之旨以后,历代学者讨论颇多,贡献发明亦不少。然追本溯源,仍可说滥觞于先秦、大盛于宋明,进而形成了系统的天道观与心性论,反映出中国哲学思想内涵着丰富意蕴。其中周敦颐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承上启下之功,显得尤为重要。

 

周敦颐道德伦理思想中的优秀成分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长秋

周敦颐的道德伦理思想在封建社会形成,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他对古代辩证法和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敦颐道德修养中所蕴涵的尚中贵和、博爱大众、克己奉公、淡泊名利、严于自律、人格独立等精神品格,在当代仍有其现实意义。只有充分发掘、吸收周敦颐道德伦理思想中的优秀成分,我们才能将其作为宝贵的民族遗产加以继承。

周敦颐提倡“惟中”。“中”是中和之意,要求人们行事无过也无不及。周敦颐提倡“惟中”,是对儒家中庸之道、“尚中贵和”精神的弘扬。按照儒家思想,“和”不仅指自然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更重要的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周敦颐提倡“爱曰人”。“爱曰人”源于古代思想家提出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等观点。周敦颐向人们发出倡议,要求由“仁”而“爱”,达到“圣人”应具有的博爱大众精神。这是对孔孟“仁者爱人”思想的直接继承,表明“以人为本”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

周敦颐提倡“公于己者公于人”。他认为,“公”是为“圣”之道,而要做到“公”,就必须推己及人,事事从自己做起。周敦颐的这一思想,与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历代有识之士一贯倡导的高尚道德。

周敦颐提倡“乐乎贫者”。“乐乎贫者”的典故出自孔子的弟子颜回。周敦颐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对孟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警句,对颜回这个淡泊名利的典范,都一再称颂。“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则是他一贯奉行的原则。

周敦颐提倡“迁善改过”。他认为人性本善,皆可为尧舜;因后天影响,人又不免无过。故以“迁善改过”来弥补——知廉耻、善闻过、勇改错、常修身,是成为圣贤的一条根本途径。周敦颐提倡的“迁善改过”,是对孔子的“见贤思齐”、孟子的“反求诸己”、曾子的“三省吾身”等思想的丰富。

周敦颐提倡“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以莲自喻,表达了洁身自好、保持人格独立的人生追求。这种人格独立精神,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是一脉相承的,其本旨在于提倡自重、自爱。这也是广为传诵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之一。

 

濓溪理学思想精粹有益于现代社会发展

湖南省濓溪学硏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周敦颐笫二十九代孙周唤民

周敦颐理学思想(又称濓溪理学)产生于北宋社会生产力较隋唐时期更有发展之时,产生于儒学大落而又具备大成条件之际,产生于各种进步与改革思潮不断泛起之中,是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创新的结晶,包含了大量有益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精粹。

探讨了宇宙万物的最终本原问题。周敦颐为诠释《太极图》而作的《太极图说》,开头第一句“无极而太极”就高度概括了他的宇宙观。他提出世界的本原来自于“无极”,即现代哲学意义上讲的时间的无限性、空间的无限性;是先有“无极”这个物质存在,才有“太极”这个派生出的意识。这是一个涉及哲学基本概念的命题,具有唯物主义思想。

阐述了事物动静的对立统一问题。在周敦颐思想宝库中,有一个鲜明而重要的理论观点是动静观,既包括宇宙生成论的动静,又涉及人生问题论的动静。他主张心动正当才叫做“道”、行为合节才叫做“德”;每个人想问题、办事情,都要“慎动”,知荣知耻,堂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办事,不轻举妄动,不胡作非为。这样的动静观,在今天仍闪耀着灿烂的光华。

提出了社会和谐的基本方向问题。周敦颐继承先秦以来儒家首倡的社会和谐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和谐的概念,比如“用和”“中和”“和亲”“乐和”“太和”“政和”等等。在儒家社会和谐思想的理论转型中,他从四个方面提出了社会和谐的基本方向:宇宙和谐、身心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具体构建了天与人合一、人与自然合一的逻辑思路,力图促进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与良性循环。

研究了道德价值的最高境界问题。周敦颐的《通书》,中心论点是“诚”,这也是拯救当时道德滑坡的需要。他指出“诚”是人的真实无妄的本性,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要求。研究《通书》中蕴涵的关于“诚”的理学观点,可为我们进一步建设好诚信社会提供精神食粮。

指出了为官从政的廉洁问题。周敦颐为官执政,以清廉著称于世。他写的《爱莲说》,名为写莲,实为写己。这种严于自律、风清弊绝的从政品德,时至今日仍然是值得推崇的。

 

周敦颐廉洁思想内涵丰富

湖南省社科联副研究员黄渊基

廉政思想和廉政建设古已有之,从《尚书·皋陶谟》关于“廉”的论述开始,从儒家对“为政以德”的提倡开始,从法家将“廉”作为治国治吏的标准开始,我国诸子百家、历朝历代都视“廉”为为政、治吏的基本准则。“廉洁”一词则最早见于屈原作品《楚辞·招魂》。

而真正使廉洁文化深入人心的,当首推周敦颐的千古名篇《爱莲说》。在《爱莲说》中,周敦颐以“莲”喻“廉”,以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作为为官为人之廉洁追求,让廉洁文化开始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而为众人所知。

《爱莲说》中的廉洁思想集中表现为“五不”:一为“不染”,比喻在物欲横流、时弊滋生的社会环境里,能保持真善美的高贵品德,不与伪恶丑同流合污;二为“不妖”,比喻能站稳正义立场,堂堂正正地做人:得意不骄奢,失意不丧志,有权不谋私,有势不欺人,有钱不使坏,见利不忘义;三为“不蔓”,比喻为人刚直不阿,遵纪守法不胡作非为,顾全大局不结党营私,实事求是不哗众取宠;四为“不枝”,比喻处世胸怀坦荡,通情达理不横生枝节,表里如一不口是心非,严于律己不拨弄是非;五为“不可亵玩”,比喻洁身自爱不自弃,诚守信誉不妄为,坚持信念不动摇。

在《通书》等著作中,周敦颐提出了大量关涉廉洁的思想命题,从哲学层面论证了廉洁文化的核心要旨及其实践方式,构建了从修身养性到身体力行到廉政治理的一整套廉洁思想理论体系:一曰“立诚”。诚是为官行事养成廉洁品性的思想观念基础;二曰“养心”。周敦颐提出养心无欲之后则诚立、明通,即能形成廉洁的品质;三曰“至公”。即为人处事要公道正派,且首先要自己做到,然后才推己及人;四曰“务实”。就是要付诸实践,实实在在地做才是“善”,实实在在地做才能“胜”;五曰“仁爱”。有爱民之心才会廉政,廉政者自会爱民;六曰“礼法”。忽视礼法教化,则可能“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七曰“刑治”。要达到廉政,须有一定的刑罚。刑治要明察秋毫、宽严相济。

在为官生涯中,周敦颐一直勤政务实,清正廉洁,践行了自己所倡导的廉洁思想,为后人树立了“官清赢得梦魂安”的典范。

文章原载于《湖南日报》(2017年6月27日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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