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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视点 作者:张昭国,徐选,王新华 日期:2017-09-12
中央苏区廉洁政府建设:成就、维度与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中,“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传唱至今。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国民党政府的一次次“围剿”,巨大的生存压力反而洗练了共产党人的宗旨意识,营造了廉政为民的优良干部作风。这些优良作风既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又日益沉淀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红色基因。虽然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有所调整,但形成的执政为民干部作风的重要维度——领袖、制度与舆论监督,却在苏区廉洁政府的建设中得到了充分的历史诠释。分析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经验,对当前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解决官德失范、净化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 “苏区干部好作风”:中央苏区廉洁政府建设的成就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然而,不可忽略的前提是“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也是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顺利贯彻的。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政党而言,形成一支干部群体并非难事,但要塑造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却无疑都是一项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系统工程。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临着生存与发展巨大考验的同时,依然夯实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形成了传唱至今的“苏区干部好作风”。

第一,广大干部养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在中央苏区,广大党员干部一贯践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不仅注重培养群众的革命意识,而且“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诸如妇女学使用犁耙,儿童读书,行人过桥,甚至群众生疮害病,都“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正因为苏区广大干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生活的痛痒,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广大苏区才普遍形成了“共产党真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8.的共识。

第二,广大干部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在中央苏区,广大干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替代主观主义的方法来分析政治形势、估量阶级势力,开展了大量深入群众、切实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历经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多次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得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结论。时任中共长汀县委书记的李坚真曾用“腿勤、手勤、嘴勤”来概括自己当年工作时所秉持的作风。她谈到:“为了管好一个县,当好这个‘家’,我根据自己的特点……经常往下面跑,接触实际,联系群众”,不管是在哪里工作,均较少吃、住在机关上层,而是靠一双赤脚走遍各基层部门,与群众吃住在一起,打成一片。*江西省妇女联合会.女英自述[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115.对于千百年来习惯了统治者高高在上的普通民众而言,其感受可想而知。

第三,广大干部形成了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生活作风。在中央苏区时期,为克服物资匮乏的困境,广大干部节衣缩食,艰苦奋斗。1933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帮助春耕并自己种菜》的训令,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无论哪一级别,都必须在不影响政府正常工作的前提下,积极行动起来,到田间地头去协助政府附近劳动力不足的农民和红军家属耕田种地;而且还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开辟利用政府周围的闲置土地种菜自给。*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29.当时的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条件极为艰难、有限,瑞金叶坪一栋大祠堂成为主要办公场所,10个所属部门均被安置于祠堂内,每个部占地仅有十几平米。*刘建华.风雷激荡二十年——刘建华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59.虽然生活极为艰苦,但苏区广大干部仍然坚持廉洁奉公,其中不乏腰缠金银去“讨饭的乞丐”——刘启耀这样的苏区好干部。

第四,广大干部养成了好学上进、争创第一的学风。中央苏区处于教育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山区,这一先天不足的条件必然会对较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造就形成一定的制约,因为“文化程度对于政治的发展和工作能力的进步则有很大的关系”*邓颖超.瑞金城区党员大会经过及教训[N].党的建设,1932-09-10(4).。为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程度和理论素养,中央苏区相关党组织着手编写、印刷了许多浅显易懂的党员教育材料,有效地激发了党员干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为党员干部系统而全面地了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党的基础知识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苏区干部群众积极主动学习模范,努力争创第一。在兴国县,这个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0.的普通地区,尽管物资匮乏、生活艰难,但广大干部依然坚持践行着“四带头”、“十模范”。中央苏区的优良学风,使得大批参加革命事业的优秀干部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同时也为中央苏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精神支持。

中央苏区政府的廉洁自律、勤政为民向来为人们所称道,被誉为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N].红色中华,1934-09-11:232.。在中央苏区时期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广大干部表现出了英勇顽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的优良品质。虽然在苏区时期的政府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贪污腐败、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但瑕不掩瑜,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廉政建设的经验,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领袖、制度与舆论监督:苏区廉洁政府建设的维度

细察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洁政府建设,领袖、制度与舆论监督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个维度。

第一,领袖因素。领袖从狭义上是指“国家和政党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担任最重要职务的领导人物”*冯深.简明现代政治辞典[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394.;就广义上而言,领袖还包括中央、地方及部门之主要负责者,尤其是“一把手”。不可否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但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权力和政治资源的运用却是领袖们的专属。相对于社会大众,领袖具有较强的政治判断力、较高的学识与战略眼光,再加上在权力谱系中的主导、强势地位,因此可以“通过对领袖来说极为重要的教导作用来塑造、改变和提高追随者的动机、价值观和目标”*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502.

在中央苏区的廉洁政府建设过程中,首先,领袖发挥了重要的教导作用。毛泽东于1929年春天初次到兴国之时就提醒当地党员干部,心里要时刻装着群众,密切联系而不能远离群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先想到大家,想到群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斗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99.。为减轻苏区群众负担,克服根据地物资的极度匮乏局面,毛泽东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同时强调“经费节省,决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A].红色中华,1932-07-21:28.。在毛泽东的教导及中央机关带动下,中央苏区各省、县、区、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积极投入节省运动。同时,为要求政府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克服官僚主义,毛泽东还号召广大干部做好调查研究: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中央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7.张闻天也向广大干部提出明确要求:成立包含3-5人的工作小组,每一小组要承担2个乡的基层实际情况调研工作,“经常考查那里的下层的实际情形,收集各种具体材料,向主席团作报告,并提出具体的意见”*张闻天文集(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489.。在领袖的号召下,广大苏区干部深入基层,解决民生疾苦,并在节约与调查活动中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可见,广大苏区干部的良好工作、学习、生活作风的形成,无不与领袖的教导息息相关。其次,领袖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央苏区时期,主要领导干部一方面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关心帮助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另一方面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瑞金沙洲坝,毛泽东曾经亲自组织军民挖了“红井”,解决当地群众饮水难的问题,还带领军民一起修建了一座“红军桥”;周恩来、张闻天等亲自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帮助红军家属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和困难;朱德等领导干部曾经带头下地帮助当地农民运水抗旱、栽种秧苗、收割稻谷;其他各级领导干部对待工作也大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待生活大多严于律己。在地域相对狭小的中央苏区,领袖的教育与示范效应得以迅速传播与扩大。它对促进广大普通干部对俭朴生活与为群众利益服务宗旨的接受与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领袖发挥了重要的督导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领袖还就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不良作风提出严厉批评。为造就广大干部勤俭节约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4.,贪污与浪费“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N].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1934-01-24:3.为克服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毛泽东告诫全党:“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照例敷衍,强迫命令,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这是苏维埃政府中绝对不允许存在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N].红色中华,1932-12-05:43.“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N].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1934-01-24:3.坚决的态度、严厉的措辞、明确的反对,在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中,领袖的督导作用无可置否。

第二,制度因素。相对于主观、易变的人,客观并具有稳定力量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更应被重视。每每议及政治现象的良莠,制度总是被追寻、反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即制度。规定了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制度一旦形成,就预示着人们的行为导向的确定,正所谓“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3.

在制度层面,中央苏区对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等不良行为的惩处规定极为严厉。1930年阳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明确规定,侵吞公款超过300元以上、受贿超过50元以上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可给予枪决处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87.而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由毛泽东、项英签发的第26号训令,对贪腐行为作出了更为细致、具体的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两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以上罪犯同时“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训令同时宣布:“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中央执行委员会廿六号训令[N].红色中华,1934-01-04:140.

中央苏区对贪污浪费行为的严刑峻法并不是只停留在纸面上,依其规定实施的司法实践也有效地震慑了干部队伍中的不法分子。1932年5月9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响了惩腐第一枪——枪毙了犯有谋财害命、贪污腐化等罪行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陞。此后,无论是侵吞各种款项34项共折合大洋2000余元(浪费未算入)的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判枪决并没收其本人财产),还是贪污公款246.7元、携款潜逃企图投敌的中央总务厅苏大工程处主任左祥云(判枪决),等等,都受到了严厉的惩处。据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公布数据显示:仅在1934年初的两个多月里,“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二十九人,开除工作的三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一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七人,给严重警告的二人,警告的四人。”*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N].红色中华,1934-03-27:167.

除严厉的廉政法律制度建设与执行外,中央苏区政府同时也加强了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其他制度建设,譬如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确定了地方一切收入统一上缴国库的原则;发布了《统一会计制度》,明确规定国库条例、会计规则、会计科目表、预决算规则等;建立了财务公开制度,使一般群众和上下级的机关,都能明了财政的实际情形,并得随时监督财政。

中央苏区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果断的治理措施,一方面,沉重地打击和震慑了腐化堕落分子,另一方面,有效地警示和教育了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及普通民众,这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进一步形成、弘扬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形成了良好的氛围。

第三,舆论监督因素。舆论监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泛指公民通过舆论表达,影响、制约不良现象的一种行为;后者仅指一定的行为主体在公共言论空间依靠公开评论、提出意见等手段制造舆论压力,监督、制约权力主体不当行为的一种行为。舆论监督因其影响的宽泛性、流传的快速性、导向的鲜明性、分析的深刻性等特点,足以迅速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场,从而给枉法分子带来巨大震慑。

在中央苏区,为建设廉洁政府,《红色中华》、《斗争》、《红星》、《青年实话》等主要报刊,秉承“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对于一切损害革命利益,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浪费者,反革命异己分子,破坏国家生产的怠工工人等,必须给予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80.的理念,既经常刊登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惩治腐败的文件、命令、文章、消息和通讯等,又及时刊登各种反腐败斗争的消息,毫不留情地批评各级政府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既从全局上严厉指责“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照着法令切实执行,或者是执行得极不充分,甚至有忽视执行上级命令和法令的疏忽懈怠的严重现象”*切实执行工作检查[N].红色中华,1932-03-02:12.,又对诸如永丰县财政部长陈鸿烈官僚十足,生活腐化,“每天带着老婆,背着驳壳枪,在街上闲玩,或者同老婆坐在房里讲笑话,从没有到外面去巡视过工作”的劣象发出“这种十足官僚腐化,脱离群众的财政部长还能容许他在苏维埃政府当部长吗”*官僚腐化的永丰县财政部长[N].红色中华,1932-06-30:25.的质问。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深知“一个贪污案子如果不发动那一机关的全体群众就不能够彻底检查清白,就不能够禁绝以后再产生贪污事件”*中央执行委员会廿六号训令[N].红色中华,1934-01-04:140.。基于此,《红色中华》报先后开设了“突击队”、“铁棍”、“铁帚”、“铁锤”、“可耻的黑板”等20多个专栏,特地刊登苏区群众的来信来稿,指名道姓、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后又在1932年颁布的《工农检查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中明确规定:“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工农检查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N].红色中华,1932-09-06:32.

广大苏区群众对政治生活不良现象检举揭发信件的刊登、贪污腐败分子审判结果的公示、被监督者针对自身问题的自我批评等,这些时常见诸报刊的文字宣传,既强化了舆论监督的力量,又营造了中央苏区廉洁政府建设的良好氛围,确保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的生存与发展。

三 历史的镜鉴

时至今日,腐败问题日益啃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建构起来的官德根基。政治的表面化、经济的贪腐化、精神的庸俗化、个人生活的享乐化等不良作风犹如塬上之野草,虽中国共产党竭力祛除,但却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多次强调净化政治生态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意义。政治生态犹如自然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的殷切期盼和热切向往的。但政治生态具有易受污染性,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政治生态的破坏,出现政治生态失衡的局面。净化政治生态,目的在于打造廉洁执政、从政、行政的良好氛围。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执政实践时间较短,也没有彻底根除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劣象,但中央苏区的苏维埃政权依靠身教甚于言教的廉政榜样、铁腕反腐的法律政令、激浊扬清舆论的正能量,在有限的时间与条件下,严厉地惩治了党内的腐败分子,极大地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意识,净化了权力运作的政治生态环境,创造了值得载入史册的廉政范本,并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廉洁政治、革新社会提供了成功经验。

首先,净化政治生态,要抓好主要领导干部(宽泛意义上的领袖)这一关键少数。中央苏区政治生态净化之所以取得成效,一方面,是基于高层领导干部具备铁腕反腐、重拳反贪、铁面无私的气概;另一方面,是源于主要领导者在反腐肃贪、廉洁自律上的示范效应。主要领导干部奉公守法、廉洁自律的示范作用和楷模形象,往往能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影响中下层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这有助于促进公正法治、崇尚廉洁等社会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风成于上,俗形于下。在当今反腐败斗争中,凡是出现“窝案”或“官场地震”等现象,震源即是当地的主要核心领导或者是担任书记一职的“一把手”。“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人抓起,从人做起,也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87.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的告诫可谓一语中的。

其次,净化政治生态,要以制度作保障。在中央苏区,为预防贪污腐败现象的滋生,苏维埃政府既制订了统一的财经、会计、巡视与检查工作制度,又颁布了对腐败零容忍、处罚极严的第26号训令。相对于榜样的感召力,制度具有“比其他权威形式大得多的预期反应可靠性”*切实执行工作检查[N].红色中华,1932-03-02:12.。制度可以有效规范主体的行为,并使之更具可预见性,从而避免出现诸如“机会主义的和乖僻的”*史漫飞,柯武刚.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5.主体行为。毋庸讳言,当今政治生态遭受破坏进而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相关制度不规范、不健全。有鉴于此,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我们必须“对相关制度进行梳理,……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该修改完善的就修改完善,该废止的就废止,该制定新的就制定新的。”*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25.

再次,净化政治生态,需要积极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在中央苏区,主要的苏维埃报刊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对苏区各级政权内滋生的贪污腐化等现象和风气,进行了深入、彻底的曝光,对廉政、勤政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广大民众在苏区政权的保障、支持下,对苏区党员干部存在的有违法律与道德的行为的检举、揭发,使舆论监督的功能越发全面地展现出来。实事求是地看,这种敢于揭露自身的阴暗面,并使之曝光于民众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以及充分发挥报刊和民众舆论监督功能的举措,正是中央苏区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重要经验。事实上,在重礼、重人情、重面子的乡土中国,舆论更是让贪腐分子胆寒的利器。在当今反腐永远在路上的新常态下,尤其要发挥舆论的监督功能,让腐败分子永无藏身之地、翻身之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开创、建设、发展中央苏区的历史进程中,“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运用领袖的感召、制度的规束、舆论的监督,多管齐下,营造出了弊绝风清的政治生态环境。虽然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但诸如腐败等政治生活的不良现象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出现,如何净化政治生态依然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挑战。“运用历史的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90.,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必然选项。中央苏区时期廉洁政府建设的有益尝试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谦虚面对,以便为我国当今的政治生态净化提供镜鉴。

(编辑:邓红)

*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红色文化视阈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研究”(14ZZ02);“自媒体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对策研究”(16ZT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昭国:法学博士,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徐选: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研究生;王新华: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法制。

文章原载于《文化软实力》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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