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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窗口 作者:冷剑波 日期:2017-11-27
海外客家文化的软实力浅析

海外华人依据方言和地域一般分为福建、广府、客家、潮州、海南等几个帮群。在这几大群体中,客家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实力均不占优势,却取得了多项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譬如历任晚清至民国初年东南亚地区的领事均由客家人独占;客家人在海外建立了第一个具相当规模的自制实体——“兰芳公司”,其历任“总长”亦由客家人垄断;马来西亚吉隆坡、怡保、泰国合艾、印尼坤甸、棉兰等多个重要市镇均主要由客家人所拓建;海外客家人中涌现了罗芳伯、叶亚来、张弼士、张榕轩、胡文虎、李光耀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在东南亚最早成立会馆的是客家人、最早倡建新式华文学校的也是客家人等等。正如颜清湟教授所说,“虽然客家人在东南亚的人数比闽南人、广府人和潮州人较少,但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领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力远超过他们的人数。”*颜清湟.东南亚历史上的客家人[J].南洋问题研究,2006(1):54.

客家文化是客家人所共享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和族群文化,获得海内外客家人的高度认同。笔者认为,客家人在海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与客家文化蕴含的软实力有很大关系。现代以来,海外的客家人仍然在各国、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特别是通过遍布全球的客属社团,以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世界客商大会”等重要国际性平台,客家文化的软实力在持续得到彰显,而这种软实力对我国当前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有所助益。本文以笔者在马来西亚的调研为基础,分析客家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历史过程及其文化软实力的生成与表现,并尝试探讨如何有效发挥海外客家文化的软实力,助推“一带一路”倡议更好落地,从而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一 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播迁与拓殖

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族群,其文化软实力的产生都不可能凭空而来,而往往根植于其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要分析海外客家文化软实力的形成,我们必须先了解客家人在海外发展的历史及其与地方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

历史上,客家人出洋通常被称为“过番”。依据罗香林的观点,客家人从中原到遍布世界共历经了5次大迁徙,其中迁居海外最早出现于第3次大迁徙之时,即南宋末年宋帝崖山兵败后,所遗臣民多逃亡海外,其中包含不少客家人士。*罗香林.客家源流考[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影印本,1989:37.客家人真正成规模的播迁海外则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随着以英国为主导的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欧洲殖民扩张进入全新阶段,不断将触角伸向亚洲。1786年,英国租借槟榔屿,首次将殖民势力延伸到东南亚。182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三个据点组成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S)。正是从此一时期开始,在马来半岛中北部陆续发现大量锡矿藏,随着锡矿的不断发掘和大规模开发,大批广东地区客家人开始前赴后继地播迁马来亚(包括现在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王琛发.异乡开埠:客家矿商在马来亚的成与败[C]//房学嘉,冷剑波,等.客家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研究[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394-399.而原来已在荷兰殖民政府所属的婆罗洲从事金矿开采的客家人也陆续二次播迁到马来半岛,一时马来西亚成为客家人“过番”的最大目的地。而这一迁徙历史也造就了目前马来西亚已成为海外客家人分布最为集中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据保守估计,目前马来西亚有客家人125万,在海外国家中人数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150万。*张维安.东南亚客家及其周边[M].台湾: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3:序言.

(一)客家人与槟榔屿

槟榔屿是客家人乃至全体华人播迁马来西亚最早的跳板和桥头堡。1786年,英国人莱特(Francis Light)强租槟榔屿,标志着英国在马来西亚殖民时代的开始。虽然莱特登陆时,岛上十分荒芜,但却已有少数华人居住。*张礼千.槟榔屿志略[M].香港:南华出版社,1959:18.而在这极少数的华人中就有3位有名有姓的客家人,分别是祖籍广东大埔的张理*也有学者考证张理是永定人.参见王琛发.客家先贤与马来西亚槟城海珠屿大伯公探析[J].八桂侨刊,2014(3):35.、丘兆进和福建永定人马福春。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最早开拓槟榔屿的伟业,于1799年建庙奉祀,即目前的“海珠屿大伯公庙”,目前该庙仍由槟城“客家五属”共同信托。由该庙衍生而出的“大伯公信仰”成为马来西亚乃至南海诸国华人最为重要的神明崇拜。

在槟榔屿,客家人不仅建立起了共同祭祀的神缘组织,而且也在海外最早建立起了凝聚乡情的地缘组织,即客属会馆。地契表明1801年的槟城嘉应会馆以供奉和祭祀关帝作为当地嘉应州客家人的团结象征。而这个会馆也被认为是海外最早的华人地域性社团组织之一。与嘉应会馆一墙之隔的增龙会馆,由增城与龙门客家先贤合创,其前身为“仁胜公司”,同样出现于1801年嘉应会馆的地契地图上。此外,以客家人为主流的惠州会馆其前身为成立于1822年的惠州公司,之前其内设一座关帝庙,现在惠州会馆的大厅仍以祭祀关帝为主。此外,还有创立于1840年的“永大馆”,其为永定和大埔同乡的社团组织。这4间客家会馆的建立,标志着“距离英国1786年最初殖民槟岛不到半个世纪,亚洲第一个国际自由港都市最初雏形正在逐渐形成,也显然说明客家人在当地进出与落脚的情势日趋频繁。”*王琛发.分裂的认同:重新解读十九世纪槟城国际港口的客家社群[J].客家研究辑刊,2013(1):123.

这些乡会的共同特点,都是在会馆供奉家乡的神明以表示家乡文化在此落地生根,同时乡会还供奉了在当地离世的“历代先人”牌位,完整展现了由原乡至南洋一以贯之的文化传承和血脉联系。而“客家五属”,即嘉应、增龙、大埔、永定、惠州五地客家人为主的组织,他们在十九世纪末获得信托管理大伯公庙的地位,共同出钱出力为全体华人社会打理大伯公庙祀,又正好充分展现出客家人当时的强大实力。

(二)客家人在马来半岛的拓殖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马来半岛上的霹雳、雪兰莪等地陆续发现大型锡矿藏,一批客籍矿家以槟榔屿为跳板开始了在半岛的拓殖,与此同时大批来自粤、闽两省的客家人加速涌入马来半岛。太平、怡保、金宝、吉隆坡、芙蓉等市镇得益于锡矿的开采而先后发展为新型市镇。直至目前,这些市镇仍然是马来西亚客家人的主要分布地域。

1848年,霹雳的拉律(Larut)发现大型锡矿,大批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华工开始涌入,据统计,1862年华工已达2万至2.5万人。*张应龙.客家华侨对东南亚采矿业的贡献[C]//郑赤琰.客家与东南亚[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255.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怡保为中心的近打河谷逐渐发展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锡矿区。“据1879年的统计,整个近打区人口8860人,到了1891年已增加至49654人。”*王琛发.异乡开埠:清代客家矿商在马来亚的成与败[C]//房学嘉,冷剑波,等.客家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研究[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397.十九世纪末以前,马来亚的锡矿几乎全部由华人所生产,至1879年,锡矿产量达到10985吨,居世界第一位。*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马来西亚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M].内部印刷,2001:189-200.这些经济成就的取得,与客家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在东南亚历史上有突出的一页就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批客籍锡矿企业家的出现,他们几乎控制了马来半岛的锡矿生产。这包括富有传奇性的吉隆坡创建者叶亚来,霹雳的胡子春和姚德胜,霹雳和槟城一带的郑景贵。”*颜清湟东南亚历史上的客家人[J].南洋问题研究,2006(1):58.

锡矿的开发在为殖民政府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客观上也加速了马来西亚的近代化进程,一批新型市镇逐渐形成。在南洋广为流传的“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福建人占埠”即产生于这一时期,而这也十分贴切地反映了客家人在马来半岛地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三)客家人在东马

现在的东马地区包括马来西亚的沙巴和砂拉越两个州,客家人播迁东马与罗芳伯在西婆罗洲(今印尼西加里曼丹)创建“兰芳大总制”有重要关联。罗芳伯是广东梅县客家人,于1772年南渡西婆罗洲的东万律(Mandar)“开金湖”,即挖金矿。至1777年,罗芳伯合并多家采矿公司,建立具有武装自治性质的经济协作体——“兰芳大总制”。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南下的客家矿工也越来越多,“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西婆罗洲的金矿区已相当繁荣,据估计,当时在西婆罗洲的华侨约12.2万人,其中矿工5.3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客家人。”*张应龙.客家华侨对东南亚采矿业的贡献[C]//郑赤琰.客家与东南亚[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251.

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荷兰殖民者加强对印尼外岛的控制,将枪口对准“兰芳公司”,历经多次战争,兰芳公司最终被消灭,而西婆罗洲的客家人也被迫陆续向西、向北播迁,进入到了砂劳越和沙巴地区。目前,沙巴是全马客家人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客家话更成为当地全体华人的通用方言。

二 海外客家文化软实力的形成与体现

通过上文的简述,我们可以看到,客家人从200年前即开始移入马来西亚,经过数代客家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奋斗,既为马来西亚的现代化发展打下基石,同时也确立了客家人在马来西亚不可动摇的地位和影响力。客家作为汉族中一个极富特色的民系,并没有因为历史上的辗转迁徙而失去与中原传统文化的承续,相反,客家文化至今完整保留了大量传统文化遗存,被誉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客家人播迁海外后,客家文化也随之传入当地,并由于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不断吸收他者文化,逐渐形成在地特色,继续发挥凝聚乡情、彰显族群认同、服务地方多元文化社会建构的功能。此外,由于显赫的历史贡献、突出的经济成就,以及大量各类社团组织的建立,客家文化逐渐显现出不能忽视的软实力。以马来西亚而言,客家文化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来西亚绵密的客家社团组织

在海外华人几大方言群体中,客家人以强韧的族群凝聚力而著称,而这种凝聚力突出体现在遍布全球的客属会馆上。“在东南亚华族史上,客家人最早创立地缘性的会馆,这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作为少数方言群的客家人能够开创东南亚华族社群的一项重要社会组织,这可算是特出的。虽然闽南人比客家人较早移入东南亚,但他们并没有创建任何与会馆相似的地缘性组织。”*颜清湟.东南亚历史上的客家人[J].南洋问题研究,2006(1):55.以马来西亚为例,客家人不仅最早创建会馆,而且其数量也最多,据2005年的统计,仅有固定会所的地缘性客家社团组织就有158间*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马来西亚客属会馆史料[M].吉隆坡:青田传播公司,2006:目录.,这还不包括各种分会,以及以客家研究、文化、产业等为名目的其他客属组织。

客属会馆早期与海外客家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甚至是客家人初到海外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客属会馆的前身大都被称为“公司”,如槟城嘉应会馆的前身即为“仁和公司”。“‘公司’的主要作用是安置、分配南来谋生的同胞,对内以乡情维持自治、对外以武装保障利益。而到了称之为‘会馆’的作用,是要在母体内建立起各种保护成员福利的机制,继续保障和加大成员在集体中享受的利益。另外,它也关注少幼同乡的利益,通过办学、奖助学金支持成员子女在当地社会的向上流动。”*王琛发.客家人与东南亚:从会馆组织的生成与演变看未来[C]//房学嘉,邬观林,等.客家河源[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372.

目前,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是全马最具代表性的客属团体,其属下在全马各地有67间客家公会,而每间公会属下大都又有若干间诸如嘉应、惠州、大埔、河婆等次级地缘性会馆或同乡会。此外,嘉应会馆、惠州会馆、大埔同乡会等客属组织又有全国性联合组织,即“嘉联会”、“惠联会”、“埔联会”等。因而,客属组织不仅历史久、数量多,而且组织机构健全而绵密,成为团结和凝聚全马客家人的重要网络,在社会事务中显现出不容忽视的软实力。难能可贵的是,所有乡会内部或乡会之间,逢年过节至今仍然共同祭祀神明和祖先,通过祭祀形成彼此互相认同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文化根源就来自中国原乡,只要活动持续,就能不断地深化大家对原乡的亲情认同。

()马来西亚客家人的硬颈精神名人效应与政治遗产

“硬颈”是海外其他方言群的华人对客家人的主要印象之一。历史上多次的群体性颠沛流离,以及在原乡闽粤赣交界地区“无客不住山”的生存环境,涵养出了客家人特别能吃苦耐劳的“硬颈精神”。在南洋之所以有“客家人开埠”的说法,其实也与客家人所具有的这种特质密切相关,而客家人之所以能成为马来西亚锡矿开发的主力和主导者,同样得益于客家人的硬颈精神。*王琛.异乡开埠:清代客家矿商在马来亚的成与败[C]//房学嘉,冷剑波,等.客家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研究[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410-415.

海外客家人的硬颈精神同样体现在广大海外客家华侨对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支持。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多达6位当时从马来亚回国参加起义的客家人,包括温生才(梅县人)、陈敬岳(嘉应人)、林修明(蕉岭人)、陈文褒(大埔人)、罗仲霍(惠阳人)和郭继枚(增城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县市委员会文史工作组,编.梅县市文史资料第5辑[M].1984:100.此外,谢逸桥、谢良牧等客家侨领在马来西亚长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组织募款和筹备国内革命。而在马来西亚1942年“九一事件”中壮烈牺牲的18位抗日英雄中同样有多位客家人,仅有名可考的就包括:钟振康(大埔人)、刘友(河婆人)、刘三耐(河婆人)和刘坤(河婆人)4人。*王琛发.不应忘却的纪念[C]//九一抗日烈士纪念爱国工委会.咏颂和平交流晚会特辑[D].2003:20.2017九一忠魂节纪念特刊[J].2017:6.这些客家人虽然身处海外,但却同样心系祖国民族存亡,用他们不惧牺牲的硬颈精神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外客家人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层出不穷的名人上。以马来西亚为例,代表性人物有曾被誉为“南洋首富”、官居“头品顶戴”的张弼士;荣膺“玛腰”、修筑我国首条商办铁路的张榕轩、张耀轩兄弟;领导“海山”权倾一时的“华人甲必丹”郑景贵;开发吉隆坡并奠定现代城市雏形的叶亚来;开发怡保的爱国实业家姚德胜;大矿业家同时又被誉为“胡椒大王”的胡泰兴,等等。这些在马来西亚发展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成为客家文化的重要无形资产。

此外,客家人还在马来西亚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政治遗产。自1893年清政府在槟榔屿首次设立领事以来,其历任领事均由大埔或梅县的客家人所独占,分别是张弼士、张榕轩、谢春生、梁碧如和戴欣然。*黄贤强.客家领袖与槟城的社会文化[C]//周雪香.多学科视野中的客家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216-231.民国成立以后,清末最后一任领事戴欣然的两个儿子戴淑原、戴芷汀先后继续担任多届领事。在海外选任华侨领袖担任领事职务,是晚清至民国初年“经略南洋”的主要策略,客家人长期垄断这一职位,不仅有助于提升海外客家人的社会地位,而且也留下了一定的政治遗产。这些过去的历史记忆、现在的文化传承,都有助于海内外客家人说好中国故事和南洋故事。

(三)跨区域的客家民间信仰网络

信仰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彰显途径之一。笔者在马来西亚的实地调查发现,与客家人关系密切的原乡神明与在地神明遍布全马,这些神明不仅受到客家人的广泛崇祀,甚至受到全体华人认同的跨区域神明崇拜。

对马来西亚客家人而言,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在南洋有极大影响力的“大伯公信仰”。大伯公即前文提到的张理、丘兆进和马福春三位早期南来的客家人,一般认为其神明的出现在于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作为华人早期开拓者而将之神化,但同时也蕴含着华人“开拓主权”的象征。*参考王琛发.客家先贤与马来西亚槟城海珠屿大伯公探析[J].八桂侨刊,2014(3):38-39.王琛发,张弼士:在槟榔屿神道设教的晚清官员[J].粤海风,2012(1):48-50.目前,“大伯公信仰”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福德正神崇拜”已发展为跨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乃至菲律宾的全体华人崇拜,并建立起了庞大的跨国性神缘组织“世界大伯公联谊会”,下属庙宇超过150间。此外,从2009年开始,每年一届的“大伯公节”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的重要文化盛典,而且从2017年第9届大伯公节开始,已正式升格为“世界大伯公节”,影响力与日俱增。

总之,通过历史的积淀与不断发展,现在的马来西亚客家人通过绵密的社团组织、历史形成的社会文化遗产、独具特色的族群文化和特质以及跨区域的神明信仰网络,持续彰显着其作为在地形成的华侨华人的文化软实力,而这可以和整体中华民族软实力接轨,从而有利于海外华人展现中华民族的在地适应性及与其他族群和而不同的友好姿态。

三 客家文化软实力助力“一带一路”建议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海外客家人分布最为集中的东南亚正好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挖掘和引导当地客家人发挥自身优势和文化软实力,以合作共赢的理念吸引海外客家人投身“一带一路”,从而使“一带一路”倡议能在当地更为顺畅地推进,更好地惠及当地社会和人民。

()善加利用客属社团的社会影响力和组织能力

由于时代的更迭,目前的海外客属会馆、同乡会等社团组织大多以沟通情感、传承客家文化、联系海内外乡情为主要功能,但由于各个客属社团的负责人大多都是当地甚至全国性的商界领袖、社会贤达或政治精英,所以社团也往往成为信息交流共享、社会文化事务共议的场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聚集的重要平台。此外,由于会员众多,组织结构健全,网络覆盖面广,其软实力不容小觑。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了解客属社团文化,熟悉其运作规律,善加利用社团的资源聚集能力和区域组织能力。比如,相关部门和企业可以通过与各大社团合办庆典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加强与社团的联系;另外也可以聘请社团领袖担任文化、社会、商务等事务顾问或企业董事,充分发挥他们丰富的社会资源优势,规避各种潜在风险,更好地推进相关工作的开展。

()充分发挥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这一重要平台的辐射能力

相较于其他海外华人群体而言,客家人可谓是分布最为宽广的一个群体,但客家人并没有因为分布的宽泛而变得松散,反而随着客家人在全球各地的拓展而变得愈发具有凝聚力,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即是体现全球客家人凝聚力的最重要组织。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简称为“世客会”,诞生于1971年的香港,此后每两年或一年轮流在世界各地举办,目前已在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举办了28届,无论是参会人数还是社会影响力都在持续提升。“世客会是近代客家族群建构的中心,客家商人为主的客属组织创造了这个‘神话’,也将这一神话逐步推向了目前还未能预知的高峰;同时,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文化支撑和品牌效应,成为神话的受益者。”*罗永,吴良生.客家商人与世界客属恳亲大会[C]//房学嘉,邬观林,等.客家河源[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512-513.世客会不仅使海内外的客家人收获了文化资本,其显现的软实力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以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的第26届恳亲大会为例,参会人数超过8000人,印尼副总统布迪奥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回顾世界客属第26届恳亲大会[EB/OL].(2015-01-07)[2017-09-12].http://gx.people.com.cn/n/2015/0107/c368759-23476377.html.这在多次遭受严重排华的印尼,是不可想象的华人盛举。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我们应该善加利用“世客会”这样的国际性平台,通过协办、赞助等方式,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并通过这一平台在海外宣扬“一带一路”理念,从而更好地争取各国社会大众支持。

()以共同弘扬客家文化为抓手携手推动客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获取大众支持

海外客家人对于传承和弘扬传统客家文化向来不遗余力,但以马来西亚为例,由于受制于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他们在开展华文教育、华文传媒、客家民俗信仰等活动中普遍感受到一些压力,尤其缺乏来自当地政府的支持。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应与当地客家人和客属组织加强合作,通过赞助华文教育、客语培训、图书出版、原乡寻根等方式,携手推动海内外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客籍领袖和客属社团,推广遍及所在国各大族裔的社会公益项目,如在助学、社会救济、生态环保等方面开展工作,从而在展现客家文化软实力的同时,也能进一步凝聚民心,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当地各族裔普通民众对于“一带一路”的支持。

四 结 语

海外客家文化形成于海外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形成于东西方交流的时代背景中,也形成于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会氛围中,因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客家地域文化、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体,显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文化软实力。按照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Joseph S.Nye)的观点,软实力的产生是国家施加影响的结果。对于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广大海外客家人而言,我们当然不可能从国家层面直接去施加影响力,其文化软实力的彰显主要基于这个群体对其所在国的历史发展、现实成就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当地社会事务中行为的自然显露。因此,我们应该客观看待和关注海外客家文化软实力的局限性,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客家文化软实力早已经在南海诸国落地生根并已成为当代东盟各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优势,通过适当的接轨、引导与合作,发挥这种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以此更好地服务于海内外共同的客家文化事业,服务于造福各国人民的“一带一路”倡议。

参考文献

[1] 颜清湟.东南亚历史上的客家人[J].南洋问题研究,2006(1).

[2]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影印本,1989.

[3] 张维安.东南亚客家及其周边[M].台湾: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3.

[4] 张礼千.槟榔屿志略[M].香港:南华出版社,1959.

[5] 王琛发.分裂的认同:重新解读十九世纪槟城国际港口的客家社群[J].客家研究辑刊,2013(1).[6] 房学嘉,冷剑波,等.客家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研究[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7] 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马来西亚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M].内部印刷,2001.

[8] 郑赤琰.客家与东南亚[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

[9] 房学嘉,邬观林,等.客家河源[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县市委员会文史工作组,编.梅县市文史资料第5辑[M].1984.

(编辑:燕霞)

[作者简介]冷剑波: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东南亚与客家侨乡宗教与民间信仰互动研究”(项目编号:GD14TW01-24)和嘉应学院省市共建项目“客家华人华侨(梅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国外访学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资助。

来源 |《文化软实力》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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