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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视点 作者: 日期:2017-11-29
〔印度〕狄伯杰:印度对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

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印度翻译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少之又少。然而四五世纪和七世纪印中学术界的两位代表人物鸠摩罗什和玄奘却都是翻译领域的先驱,即使将所有的东亚佛教文献输出的成就都归功于他们二人也不为过。中国学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同于印度的“吠陀”(口耳相传)传统,中国有着很强的考据传统。但考据传统不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唯一原因,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毕竟卷帙浩繁,历史悠久,但在整个印中文明对话史上,却没有一部被翻译为印度语言的中国经典著作保存下来,这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国的《诗经》至少有1500年历史,唐诗宋词也已有1000到1300年历史,但在印度竟没有一首翻译成文的中国诗词留下,这同样令人费解。

相比之下,中国翻译印度文学的传统直到今天还在延续。比如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分别翻译出版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云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将《罗摩衍那》从梵文译为中文并出版,2000年翻译出版泰戈尔的作品24卷,并在2005年将《摩诃婆罗多》完整版从梵文译为中文并出版。*曾琼.文本与变更文本:印度对中国文学的翻译[M]//选自里奇奥·约赫楠·拉杰,编者.探寻秩序:比较文学中的原则.成都:基础出版社,2012:182-190.

印度学者认为,玄奘应迦摩缕波国国王婆什迦罗·跋摩(即玄奘笔下的“鸠摩罗王”)要求翻译的《道德经》,是最早被译为梵文的中国作品。想必当年的玄奘看到除了少数朝臣,大多数印度人普遍对中国一无所知,难免会感到痛心。他希望通过翻译《道德经》向印度人介绍中国哲学和文化,可谓用心良苦。可惜的是,他的梵文译本已经遗失。*Ray,H.P(1998)“Understanding Xuanzang and the Xuanzang Spirit”in Tan Chung(ed.)Across the Himalayan Gap: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Gyan Publishing House,New Delhi.http://ignca.nic.in/ks_41020.htm(March 16,2014).根据师觉月教授(P.C.Bagchi)的研究,佛、道两派曾经就如何翻译“道”进行过一场辩论,最后玄奘说服道家一派,将“Marga”作为最佳的译法。*乔杜里·I.N.印度对《道德经》的回应[M]//尹锡南,编.印度比较文学论文选译.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12:487.尽管古代文本散失,但今天在印度仍能看到包括印地语版本在内的许多版本的《道德经》,不过其中大多是由英文版转译而来的。在东西方均有广泛影响的哲学教授和精神导师拉杰尼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奥修大师,对《道德经》做了大量评论,从而使这本书在他遍布全球的信众中流行开来。

1879年和191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麦克斯·缪勒编纂的《东方圣书》,这套里程碑式的巨著共计50卷,集合了数千部亚洲宗教著作的英文译本,其中有六部来自中国,分别是儒家经典《尚书》、《诗经》、《孝经》、《礼记》、《易经》和道家经典《庄子》。据王教授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当时的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的支持下,这些作品共重印了六次,并由印度国家文字学会官方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作集之印度译作系列。*Wang Hui.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 a Colonial Context:James Legge and His Two Versions of the Zhongyong.Bern:Peter Lang,2008:181.这些作品显然也译自理雅各的译本。印度的多数中国经典都由现有的英文译本改写或翻译成印地语等本土语言。

英国殖民时期,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首次将汉语课程引入孟加拉地区。马士曼将《圣经》译成中文,并在西孟加拉的塞兰坡出版,该小镇位于加尔各答附近。另外,马士曼于1806年率先将《论语》从中文译成英文,不过他仅翻译了前九章。尽管马士曼一生都没去过中国,但他著有《汉语研究》(DissertationontheChineseLanguage,1810)、《汉语语法要素》(ElementsofChineseGrammar,1814)、《汉语入门》(ClavisSinica)以及《汉字研究》(DissertationonChineseCharacters,1814)等。1814年,他的以上作品集结成一卷出版,名为《孔子的著作,附原文、译文及汉语汉字研究论述》(TheWorksofConfucius,ContainingtheOriginalText,withaTranslationtoWhichisPrefixed,aDissertationontheChineseLanguageandCharacter)。我们对当时的汉语教学情况知之甚少,推测可能是由当地华侨承担,因为马士曼自己的汉语就是向华人朋友学习的。主要帮助马士曼学习的应该是亚孟,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孟加拉人。林则徐在广东担任钦差大臣时曾组织过一支翻译团队,鸦片战争期间,亚孟就是这支翻译团队中的一员。*Kitson,J.Peter.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62.此外,马士曼曾致信当时的印度总督明托勋爵(1807-1813),信上显示后者正在资助汉语的研究和发展。马士曼在自己书中的前言里说,本书“将帮助人们掌握这最为奇妙又难解的语言。当前环境下,它的地位越发重要,人们对它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不仅如此,明托似乎还在印度推动着汉语学习——马士曼感谢明托的“慷慨支持,他维护并促进了孟加拉地区的汉语研究。”*Marshman,Joshua.The Works of Confucius,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with a Translation to Which is Prefi xed,a Dissertation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Mission Press,1809.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1772-1840)是英国首位汉学家,也是第一位面见达赖喇嘛的英国人,还是1817年阿美士德赴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马士曼曾经将《论语》的英文译文和《福音书》的中文译文寄给曼宁,二人就这两部书的译文有过交流,马士曼请曼宁“以他的中国视角”检视自己的作品。从曼宁致父亲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士曼的汉语水平评价并不高。曼宁在其中一封信中写道:“加尔各答的传教士声称自己对汉语有点了解,但他们其实都理解错了,孔子著作的译文简直是一团糟。”*曼宁的书信由皇家亚洲学会制作.详见:http://royalasiaticsociety.org/manning-andmarshman-work-together-on-chinese-translation.话虽如此,马士曼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因为这是印度出版史上第一部使用现代活字印刷技术印刷的《圣经》和《论语》。

自马士曼翻译《论语》之后,印度再无翻译“四书”的记载。更不用说将“四书”翻译成印地语或其他地方语言的记载。我本人因对中国古代文学颇感兴趣,因此一直琢磨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在尼大任职(1996)不久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四书”。2016年终于有了第一本印地语《论语》,恰好当年中国作为新德里印度国际书展的主宾国,由此令它在书展上大放异彩,并受到广泛关注。2017年,印地语版的《孟子》也问世了。今年下半年整套“四书”的印地语版也即将问世。我十分高兴,也心满意足,广大印度读者终于能够读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们的著作了。

但在翻译“四书”的过程中,我也面临不少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孔子、孟子他们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尤其是周代的奴隶制。那个时期正是奴隶社会逐步衰退、封建社会逐步萌芽的阶段。《论语》里季、孟、仲氏之间的斗争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而要搞懂王朝与诸侯的关系则是另一个问题。虽然土地所有权归国王所有,但是册封土地给诸侯以及土地的私有化已经有了法律依据。如当孔子一行问田地里干活的人渡口在何处时,那些人回答说为何不像他们一样从事耕种呢?看这样子他们倒不像是奴隶,或许是土地的主人。

有的问题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如果不交待具体背景,读者就无法搞明白其真正的意思。比如《论语》第17章中孔子“恶紫之夺朱也”。历来红色在中国是正色,正统,但是春秋时期鲁桓公和齐桓公他们却喜欢穿紫色的官服,这就是不合乎正统的。这也可以算是礼崩乐坏的一种表现形式吧。除了这些问题外,还有一些理念方面的困难,如仁、礼、道、孝、君子、天、义等。但好在这其中有好多理念与印度文明有相似之处;再则,印中两国悠久历史上的多次文明对话也对了解其中某些习惯、概念有一定的帮助。当然,最大的帮助源自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进修的古汉语和中国历史知识。

中国小说、戏剧和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情况也大体如此。吴承恩的《西游记》中有大量佛教元素,其中许多故事都有印度渊源,然而却一直没有印地语译本。而在日本,这本明代小说经典早在1831年就被译为日语。但直到2009年,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以及《人民画报》的曼莫汉·塔科尔和吉安奇·巴拉布等资深印度语言专家的努力下,这本书的印地语版本才终于面世。*季羡林.西游记:序言[M].曼莫汉·塔科尔(Manmohan Takor),吉安奇·巴拉布(Janaki Ballabh),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9:iv.还有许多像《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这样的中国经典仍然有待与印度读者见面。令人高兴的是,2013年中印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在此框架协议下,25种中国经典和当代作品将会被译为印地语,同样中方负责把印方的25部著作翻译成中文。我很荣幸能成为这一项目的印方发起者。我们希望2020年前能将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以及矛盾、巴金、冰心、老舍、徐志摩、王朔、王蒙、贾平凹、阿来、莫言等作家的代表作都译成印地语。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印度国内的确产生了进一步了解中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兴趣。在诗歌方面,印度现存最早的中国诗歌集是一本出版于二十世纪初的英文版《唐诗三百首》,现藏于国际大学博物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谭中教授也许是印度将中国诗歌从源语言译为英语的第一人,他于1991年出版的《经典中国诗歌》(东方经典系列)得到了MP比尔拉基金会的资助。1991年,当代知名作家维克拉姆·赛斯也出版了诗集《三位中国诗人》,其中收录了王维的12首诗、李白的11首诗和杜甫的13首诗,以及他撰写的一篇长达13页的介绍。*曾琼.文本与变更文本:印度对中国文学的翻译[M]//选自里奇奥·约赫楠·拉杰(编者)探寻秩序:比较文学中的原则.成都:基础出版社,2012:182-190.这些诗歌显然也是赛斯由英文版改写的。

在印度,陆陆续续还有新的唐诗译本出现,比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校友特里奈特拉·乔希的印地语译本。我也在中国诗歌的翻译上做出过一些努力。2010年,新德里的Prakashan Sansthan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自中文的印地语诗集《中国诗歌: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4世纪》。这是一部首开先河的作品,收录了88首中国诗歌的译文和注释,从先秦时代的《诗经》到元代的《西厢记》,跨越了中国诗歌史上各个发展阶段。这本书囊括了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等体裁,向读者展现了异彩纷呈的中国诗歌传统,书中提供了中文原文,也适合懂中文的读者阅读。诗集中收录了《诗经》中的诗歌、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作品、南北朝乐府诗以及元曲中的一些唱词。这也许是印度读者,尤其是绝大多数印地语读者第一次受到古代中国诗歌传统和文化的光辉洗礼。每一个诗歌发展阶段或诗体前,都有一段关于当时历史发展、文学体裁和著名诗人的介绍。2011年,这部作品被授予“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这是印度人首次在中国获得此类奖项。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印度掀起了一股将他的小说作品翻译成本土语言的新热潮。印度读者主要通过葛浩文的译介了解了他的作品,与此同时,印度学术界也在尝试将这些作品翻译成本土语言。比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普什佩什·潘特(Pushpesh Pant)教授刚刚完成《变》的印地语翻译。同时,Sreelatha Nellooli也将这部小说的英文版翻译为马拉雅拉姆语,题为“Maattam”,这本书由特里凡特琅两个成立不久的出版社Raspberry Books和Book Port联合出版。据我所了解,阿来的《尘埃落定》和《空山》的印地语版翻译工作也已经完成了,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上市。

总之,1988年以来的中印外交关系改善,这在贸易、文化和学术交流等诸多层面上对双方都有好处。这一渐趋频繁的交流也催生出印度的“中国热”和“中文热”;仅尼大一所学校,每年就会收到几千份申请,希望进入中文系学习并取得学位,但由于各种限制因素,最终只能录取寥寥几个学生。但我对前景比较乐观,认为不超过10年时间,印度的中文学习和中国研究会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阶段。这种繁荣会从根本上增强两国之间的理解,从而让两国跨越喜马拉雅山,成为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

(编辑:燕霞)

 

[作者简介]狄伯杰(B.R.Deepak):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研究、中国文化文学研究、翻译。

来源 | 文章原载于《文化软实力》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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